战后西方史学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发展迅速和变化不断。具体说来，它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完成了战前开始的新史学取代传统史学的转变，新史学成为史坛主潮；第二，新史学内部不断嬗变，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不乏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先说第一点，这里所说的传统史学是指以19世纪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西方新史学出现在20世纪初。它的出现，除了客观原因外，就是为了与传统史学抗衡。因此，在史学观念、史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料类型和史料处理等方面，新史学与传统史学都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方面甚至是对立的。如研究领域，传统史学强调的是研究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传记；新史学则强调研究人类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又如研究方法和手段，传统史学重视文字史料，讲究史料的考据和校勘；新史学则注重各种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运用。西方学者把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看成是历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结果是“叙述式”的史学被“解释性”的史学所取代，而解释性的史学注重的是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
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新史学不断得到壮大。大致到战后50年代中期，新史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潮。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并不完全同步，德国要稍晚一些，但在总的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此外，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有影响。但对新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国年鉴学派。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新史学成为主潮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对抗，不过终究大势已去。因此，战后的西方史学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学的发展变化。这就说到了第二点。
从5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新史学发展迅猛，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成绩尤为显赫。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凯歌行进时期。或许是由于这时的新史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排除障碍，巩固壮大自己，因而各流派之间显示出的共同点比较突出。我们大致可以指出以下几点：首先，这时的新史学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和建设，主要是对在史学中影响颇深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根本性的审视和修正。其次，对适合新史学范型的各种新方法和研究课题进行探索。这个时期也就被称为“后实证主义时期”，而六七十年代则被誉为实行“方法论革命”的年代。
在新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跨学科方法特别值得一提。如果说，过去各学科处于分割状态，彼此之间至多只是借用一些结论的话，到了六七十年代各学科都感到有统一的必要，都需要有能融合各学科优势的跨学科方法。这是由于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有了改变。这样就出现了跨学科的“黄金时期”。其特点是在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科学。而在此过程中，各学科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六七十年代的跨学科研究是有新意的，其表现是：不只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资料和方法，而是各学科研究对象的统一，甚至是构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在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特点，即这时期的新史学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它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模式和研究技术以丰富自己。这种分析性的史学并不是要追求一种普遍历史理论，而是立足于探求分析的科学原则和标准，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倾向，即这时的新史学虽然对19世纪史学的实证性表示不满，对19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也有怀疑，但自20世纪初叶以来新史学家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中来的努力，此时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年鉴派更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代表人物就是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使他闻名遐迩。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使他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布罗代尔等同于新史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就在新史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布罗代尔时代”，新史学的弊端已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和质疑。我们不妨以布罗代尔为例作些分析，以窥见新史学弊端之一斑。布罗代尔构建的总体史，结构独特，资料宏丰，但却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弊病：一是过分强调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这些弊端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历史学中的“社会的转变”使历史学的特性变得模糊起来。可以设想，“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体现历史学的特性？因此，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法国的新史学就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弊端而新见迭出的纷繁多样的局面。
简单说来，这时的变化可用“人类学的转变”来概括，这种变化并非偶然。从方法论上说，布罗代尔时期盛行的用来分析结构和过程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研究历史上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而业已存在的注重构建不同时代人们的“世界图象”的心态史却为此提供了可能。心态史是一种“从内部研究的历史”，着重研究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研究决定他们个人行为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历史人类学就是由心态史发展而来的。这个新流派不研究客观结构和过程，而是研究历史上人们日常意识的现实内容、心态现象、符号系统、习俗和价值观，研究心理目标、理解定式和行为模式。一言以蔽之，以人类学来解释文化。在法国，不少成功的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相继问世。法国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在西方其他国家大多也有反映。
这一时期新史学的发展和更新，扩大了史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领域，导致了历史学新分支的出现和重组。除了传统流派外，此时流行的是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然而，围绕着新史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史学发生危机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大致从这时开始，战后的新史学进入了又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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